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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印度文学的视域之变

发布时间:2022-07-07 14:54|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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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2022年,国际布克奖颁给了吉檀迦利·十里的《沙之墓》。这部作品也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印地语翻译小说。

自1971年印度作家奈保尔首次获得该奖项以来,印度和印度作家一直入围该奖项。

1.移民主题

二战结束后,大量前殖民地国家的人移民到英国,开始在英国社会占据各种重要职位。随着他们的到来,“移民”现象逐渐成为英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赛义德和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前殖民国家移民学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对“移民”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后殖民”研究的意图并不是颠覆西方东方主义,而是促使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人建构东方形象有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霍米巴巴的一系列观念创新更直白地向西方学术界指出,“老白人”的文化品位不再是西方社会的绝对主导。伦敦这样的欧洲城市,把世界各地的移民改造成了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国际大都市。

此时印度的英国文学作品,一方面迎合了英国学术界对后殖民时代帝国文化产生持久影响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为似乎陷入泥沼的英国文学乃至英国文学注入了活力。

2.成长与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和印度作家已经24次获得布克奖提名。他们在英语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不仅显示了印度英语文学对独立发展道路的探索,也说明了印度英语小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受到前殖民宗主国文化力量的压制。

最终获奖的印度小说因其半自传体性质,往往突出作者对“成长”主题的探索;同时,他们对“成长”主题的关注,呼应了近30年来印度英语小说创作手法的不断成熟,逐渐开辟了印度英语小说的独立发展道路。比如女作家阿兰蒂·罗伊的处女作和1997年获得布克奖的《小事之神》一书,讲述了喀拉拉邦一对母女的故事——两代人跨越种姓等级制度的枷锁,以及她们对女性独立掌握命运和自由恋爱的不懈追求。2006年布克文学奖得主、女作家基兰·德赛的代表作《失去的遗产》由两个交叉叙述的故事组成。它们分别展现了接受英国教育的年轻女孩赛伊和厨房工人之子比茹向往西方生活、回归印度社会的漂泊与彷徨,阐释了印度青年在寻求自我奋斗过程中遭遇的文化身份困境。阿维德·阿迪加的第一部小说、2008年布克奖获得者《白虎》以第一人称书信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出身贫寒的男孩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欺骗、背叛和聪明最终成为一名企业家的故事。由此可见,通过写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来反映“后殖民”时代印度社会的变迁,是印度作家特别擅长的角度,也是西方文坛最受欢迎的印度小说创作类型。

其中,西方文学界对《小事之神》的评价最能体现印度英语小说在国际文坛受到重视的“成长”特征。罗伊获奖的那年7月,美国著名文学杂志《纽约客》出了一期印度英文小说专刊,发表了题为《独立宣言》的专题文章。本文比较了当代印度英语小说的兴起和美国英语文学从英语文学中的独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期特刊的每一篇文章,就会发现“成长”不仅代表着独立的来临,也暗示着判断“成长”与“独立”的标准并不掌握在印度人手中——拥有话语权的仍然是主流的英美文坛。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在书评《母语》中写道,罗伊小说中“语言的陌生感与情感中心有关”,而且“这种陌生感不仅来自方言的影响,还因为小说选择了一对7岁的龙凤胎作为主要叙事视角”。他的评论耐人寻味:他认同罗伊用英语写出了印度文学和文化的特点,但同时,这种语言特点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与不知名的方言和不成熟的文字密不可分的“怪异”。可见,作为美国作家的厄普代克并不满足于仅仅承认印度英语小说的崛起。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方便地给它贴上先锋优越感的标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英国文学界希望通过布克奖对印度英语小说发展施加的影响。无论是罗伊对种姓等级制度的批判,还是阿迪加、德赛对印度贫困少年奋斗史的描述,其实都塑造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他者”的印度形象,而这个形象往往似乎表现出追随英国这个前殖民宗主国的状态。就这样,通过布克奖,英国文坛牢固地纳入了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小说,重新确立了‘英国性’或者建构了‘新英国性’,印度的这些文学精英有意无意地为英国的文化优势做出了贡献。

3、立足本地。

随着印度英语小说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印度作家试图摆脱英美主流文坛对其创作视角的干扰,利用印度本土历史文化定位中心视野,写出不一样的故事。其中,获得2008年布克奖提名的阿米塔夫·高什和新当选的国际布克奖得主李实值得特别关注。

高以他的历史小说创作而闻名。他的文学视野超越了所谓殖民和后殖民的局限。此外,他的作品在宏大的全球历史深度中以三维方式展示了印度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他的作品是以中英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为主要历史背景展开的“珠玑三部曲”——罂粟海、烟河、火激流。从印度视角——一个在中英鸦片贸易和战争中长期被忽视的第三方视角——重新解读这段令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这描述了以印度人为观察者的世界殖民和贸易活动,其焦点不再仅仅是印度和英国作为被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强调印度在中英鸦片贸易中扮演了鸦片种植园的不光彩角色,使印度与其他被殖民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更大范围地展示了英殖民帝国“自由贸易”政策下的道德虚伪。也使读者从宏观上认识到殖民活动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毒害,另一方面凸显了遭受残酷殖民剥削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自我驱动的历史参与者形象。勇敢为诸路船夫争取利益的印度女人蒂蒂,安娜富蒂的主人巴拉姆,以及他的中国妻子,在广州番桂城走街串巷寻找珍稀花卉的印度青年画家罗宾,都是跟随英国的鸦片贸易寻找自己的生命力。尽管他们有着不由自主的依恋,但他们仍然有着挑战殖民势力的勇气、智慧和善良,这些构成了这部小说系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另外,就写作风格而言,高适拒绝魔幻现实主义,把自己的想象建立在翔实的史料之上。为此,他甚至在小说中加入了许多脚注,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真实历史情境中人物言行的合理性。显然,这种小说创作方式极为罕见,这使得高适的作品深深地打上了他个人风格的烙印。如果说,在高什之前获得布克奖的印度和印度作家大多擅长通过个人经历和间接经历赋予小说真实的写作策略,那么高什的创作则超越了作家个人经历的局限,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重新唤起一种道德、人道主义以及——最重要的——历史参与感”。

高适对印度中心视角的牢牢把握,显然在李实的创作中得到了再现或共鸣。《沙墓》是李实的第五部小说,讲述了一位80岁的老妇人在丈夫去世后试图重拾对生活的热爱,前往巴基斯坦,勇敢面对经历了童年的印度分治给她心灵带来的持久创伤。正如十里自己所总结的,“这也是一个老妇人逐渐从她的精神床上爬起来寻找新生活的故事。”这位名叫马的老妇人对她所见证的历史的记忆,对印度社会的动荡和撕裂给个人带来的痛苦的描述,以及她对当前生活状况变化的感知,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主线。作者对小说的叙述局限在一个普通印度老妇人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范围内,有意识地突出了小说的印度视角。而小说扉页上写的引言——“一旦你得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边界,一个故事就可以自己讲了”——则显示了作家通过书写这样的印度本土人物来突破历史的既有话语,重新解读甚至化解历史矛盾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与许多获得布克奖或提名的印度作家不同,在印度当地的舆论场很难得到一致的正面评价。高适和李实的作品得到了印度官方和民间的广泛赞誉。高适早就是印度国家最高奖项“荷花奖”和历史悠久的“皮南杰特文学奖”的得主,李实也获得过印度文学奖“学院奖”的奖项。她的作品也得到了印度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如果说高什获得布克奖提名是英国文化界接受印度文学发展新趋势的一次尝试,那么李实的这次胜利可以看作是他们对这一趋势的积极正视。

1913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Gitanjali)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是他最早用孟加拉语创作并翻译成英语的诗集。一个世纪后,另一位印度作家因其用印度母语创作的小说获得了另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奖。这种看似巧合的百年呼应,或许反映了印度文学的崛起。

责任编辑: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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